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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宋农民的重口味狂欢如今安在

2012-05-28 16:00:00 本文行家:段钱龙

八百年前的南宋农民,是快乐幸福的农民,是放纵奢侈的农民,是敢于重口味狂欢的农民。他们不在乎士大夫那感觉奇怪或者羡慕的眼神,不在乎士大夫是否可以接受和认同,更不在乎朝廷的苛捐杂税是否曾经压垮了他们,因为这些都跟快乐无关。他们只要那发自内心的欢乐,哪怕是重口味的、狂放不羁的快乐。

北宋灭亡,赵构重建南方半壁河山,地域面积已不及北宋的2/3,但税入却节节攀升。绍兴二十七年,已达6000余万贯,孝宗淳熙十四年,则高达8000万贯,比北宋税入的最高值--神宗时期的6000万贯,还多了2000万。

    有人可能会说:这有何值得骄傲的?还不是搜刮来的民脂民膏。当然是,南宋盘剥农民的税种确实名目繁多,不下数百种,但请注意三个前提:一是沿海通商外贸和手工业的税入,分担了近一半的份额;二是朝廷想揩油,得农民家里有才行,否则就是把农民放在锅里煮了,也完不成如此高的税入;三是农民家里有,得愿意缴纳才行,否则官逼民反,又得出现宋江和方腊了。可我发现,南宋爆发的仅有的几次农民起义,规模都相当的小。这说明了什么?说明当时的大部分农民不但富有,而且也对交纳税赋没有什么太大的怨言。

    农民只要有得缴,愿意缴,那么,所谓的苛政也就不怎么感觉“苛”了。而这种感觉,赵炎以为正是衡量一个时代农民是否幸福的最基本的指数。南宋农民大概是有这种感觉的,他们每年起码有两次集体狂欢,一次是立春后五戊的春社,一次是立秋后五戊的秋社(陈元靓《岁时广记》),狂欢时,他们不分男女老幼,一起饮酒,一起吃肉,一起醉嬉,一起鼓乐,一起歌舞,一起癫狂,一起放纵,绝对是重口味的。

    但道快乐无所苦。

    这是北宋王安石的一句诗(吴儿踏歌女起舞,但道快乐无所苦),用来形容南宋农民的重口味狂欢,倒也十分贴切。农民一年四季面朝黄土背朝天,不可谓不辛苦,但一旦到了春社、秋社的日子,他们又是最快乐、最幸福的人群,到处欢庆癫狂,完全忘记了耕种之苦。朱熹的好友项安世写诗叙述这一景象:“父老共倾同社酒,儿童齐唱牧牛歌”。陆游也说:“长歌南陌头,百年应不厌”。好一幅“月亮湾”的美景!

    南宋农民不但喝酒唱歌,他们还擅长舞蹈,其水平似乎还不低,足够上老毕的“星光大道”潇洒走一回。范成大写诗说:“愿神好来复好去,男儿拜迎女儿舞”、“轻薄行歌过,癫狂社舞逞”。分工比较明确,快乐却是共享,男的祭祀土地爷,女的跳舞助兴,不时还有男的跟女的对唱几句歌词,而女的则更加癫狂地表演自己高超精湛的舞技。给谁看?肯定不是给老毕看的。

    不如村叟醉秋光。

    同样用北宋人晏殊的诗句(所惜近停司饮会,不如村叟醉秋光),来形容南宋农民的重口味狂欢,因为他们的狂欢太酣畅淋漓了,居然使得文人士大夫也大为倾倒。

    杨万里就很羡慕农民的重口味,他在《观社》一诗里说:“作社朝祠有足观,山农祈福更迎年。忽然箫鼓来何处?走煞儿童最可怜!虎头豹面时自顾,野讴市舞各争妍。王侯将相饶尊贵,不博渠侬一晌癫!”到处能听到锣鼓的声音,农民们戴着面具载歌载舞,好像是举办歌舞比赛一般,这等畅快的滋味,让老杨先生感叹不已。他是一个亲民的好官,羡慕之余,不忘提醒农民朋友:别重口味啦,小心走丢了小孩!

    梁山好汉愧不如。

    南宋农民癫狂起来,当然不会像梁山好汉那样去打家劫舍、谋财害命,甚或去造朝廷的反,他们的重口味,主要体现在大吃大喝上,大口喝酒、大块吃肉,这方面,即使是最粗豪的黑旋风李逵,也会自愧不如的。

    理宗后期的袁州知州方巨山有诗曰:“家家饭牛肥,岁岁浮蛆香”。不要以为“浮蛆”是吃不完而生的蛆,它指的是一种社酒,面上漂浮着白色的酒米。范成大写得更神:“豚蹄满盘酒满杯,清风萧萧神欲来。”农民们在大吃大喝、忘乎所以的时候,只有在一旁看的老范同志头脑清醒,听到徐徐的风声,以为是土地爷来了。他哪里知道,土地爷也是个饿鬼呢,看到农民朋友这儿有好酒好肉招待,当然会美滋滋而来。何止土地爷?就连咱们的辛弃疾辛大人,也忍不住口水横流,赶紧跑过去跟恣意吃喝的农民兄弟分享:“拄杖东家分社肉,白酒床头初熟。”原来,他是先把酒烫上,再去“分肉”的,这么有把握。如果农民不肯给呢?不会的,赵炎查过资料,当时农村的邻里关系很融洽,比梁山单纯多了。

    欢笑捉郎神做主。

    南宋农民的重口味狂欢,身为半边天的女性农民自然不能缺席,非但不能缺席,她们还必须成为狂欢现场的主角和风景线呢。碰到她们,你得小心被她们捉回去当女婿,还找不到地方喊冤叫屈。因为她们说了:是土地爷给做的主,你敢不服?当然,这个故事出自北宋诗人沈辽的笔端(女儿带环着缦布,欢笑捉郎神做主),不过,南宋的女农民比起北宋的女农民来,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    范成大在《祭灶词》一诗里说: “男儿酌献女儿避,酹酒烧钱灶君喜。婢子斗争君莫闻,猫犬触秽君莫嗔”。男的“坏坏的”向女的敬酒,女的则嘻嘻哈哈地躲避,女孩子之间也在“窝里斗”,互相说笑,打打闹闹,毫无忌讳,大人在一旁听到了,却假装听不见。甚至还有女的卷起衣裤跟男的划拳吆喝,喝醉酒回不了家的。“倾欹半人扶,大笑亦大嗔”,如此狂欢不知归去的情状,岂非重口味?

    八百年前的南宋农民,是快乐幸福的农民,是放纵奢侈的农民,是敢于重口味狂欢的农民。他们不在乎士大夫那感觉奇怪或者羡慕的眼神,不在乎士大夫是否可以接受和认同,更不在乎朝廷的苛捐杂税是否曾经压垮了他们,因为这些都跟快乐无关。他们只要那发自内心的欢乐,哪怕是重口味的、狂放不羁的快乐。

    或许他们早有预感,南宋以后的数百年间,中国农民的癫狂风采将不再重现;但是,南宋的农民实在无法预知,今天的中国农民,同样能歌善舞,同样幸福快乐,同样具有“酒酣归路喧,家家喜欲狂”的重口味,不光只有春、秋社两天可以狂欢,而是天天如过节,日日似新年,且社会对此早已习以为常许多年了。(赵炎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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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钱龙常用笔名叶之秋。江西鹰潭人,高中语文老师,文史研究者,新浪网2011年博客年终评选,入选草根类文史五大名博,半年来在新浪讲坛栏目推荐文章将近三百篇。联系方式:QQ 514800342 邮箱 chufen1979@sina.co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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